当创新药企从萧条的市场收到明确的信号：降本增效，停止一切烧钱行为时，大手笔开支的license in也极速降温。

  数据最为直观。根据医药魔方数据，截至7月5日，国内创新药license in（授权引入）合作仅有10项，交易数量一下子就下降。与此同时，交易金额也持续走低，2023年上半年创新药license in的潜在总金额为12.8亿美元，仅相当于去年全年金额的30%。

  而上半年，创新药出海项目共17项，已披露总金额达143亿美元，是去年同期的3倍多，其中，仅百力司康与卫材关于her2 ADC的合作总额便高达20亿美元，超过上半年license in总额。

  实际上，license in与out本就是一体两面，在out交易成为当下主流的同时，license in的重要性也不会消失。因为它是授权方获取商业化早期现金流的捷径，也是引进方补齐管线短板的途径。

  只不过，过去那种单纯的license in毕竟是一种消耗性模式，今时今日，不再适合中国创新药企的发展模式。

  我们这代人经历的*的供需失衡，也许就是互联网红利。而放到创新药行业，*的供需失衡，莫过于从无到有阶段的创新药的缺失，与巨大的临床未满足需求。

  就像互联网红利中崛起的电商，网刚兴起时，买家多，卖家少，供需失衡。只要商家进去，就给扶持、给流量，就能赚钱。很多人成功，就是吃到这波“流量红利”，有意无意踩中风口。

  借由创新药行业升级发展的红利，license in由此大行其道。当时的license in既是为满足患者的临床需求，也还是为了充分的发挥国内药企在临床资源和市场渠道等领域的优势，加快海外创新药在国内上市可及。

  过去几年里，有先知先觉的创新药企靠license in，有效地抓住了窗口期，成为受益者。典型如再鼎医药。

  2014年，杜莹创办了再鼎医药。据公开资料，拿到成立后的首轮融资后，再鼎医药一年多就引进了5款海外*药品，2015年后引进交易数量高达14起。

  除了敏锐的眼光，再鼎医药生时恰逢盛世。2015年，毕井泉就任食药监系统一把手，开启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产业政策调整为中国创新药发展，铺造了一条全新道路。

  再鼎医药的成功也让国内不少传统药企知道了，原来创新药不只有“十年十亿美元”，这一条九死一生的药物研发之路。

  一时间，license in入局者开始与日俱增。据美柏医健数据，中国license in数量自2016年起每年持续增加，2021年license in案例创历史上最新的记录，达到133例。

  不过，入局者们似乎忽略了一个事实。以再鼎医药为代表的创新药企们能够依靠license in模式起家，不仅是因为自身的努力，更是因为彼时我国创新药正处于从无到有的转型期。

  2014年再鼎医药成立时，中国的新药审批环境和今天有很大不同，一个产品可能要5~7年才能获批上市，彼时凭借license in能快速抢占中 美创新药上市的时间差窗口。

  但对于大部分姗姗来迟的玩家来说，license in模式的想象空间早已衰退。2017年，我国正式加入ICH，国内外审评审批的临床试验数据全球互认，直接加速进口创新药进入中国市场，国内药企快速跟进的“窗口期”也随之不复存在。

  而在众多药企蜂拥而入的情况下，license in价格水涨船高。同样的一款药物，四五年前的价格和当前的价格，足足差了三四倍。在这样的背景下，投资者不再被license in的故事所打动。

  与此同时，资本寒冬凛冽，创新药企深陷融资困难、IPO受阻等问题，license in交易自然也会更加谨慎。

  现在，电商红利已经基本没了。因为只要有红利，卖家就会迅速聚集，抢夺买家，直到供需平衡，红利消失。

  License in模式在现实中也遭遇了重重挑战。先是IPO政策的收紧，使得license in不再吃香，加上部分license in项目，海外临床中未能达到预期效果，继续考验着市场的耐心。

  以往，创新药企从海外引进项目，商业条款往往先明确界定大中华区权益。拿下国外临床阶段项目，然后准备在国内基本照搬海外在研适应症和临床方案，偶有修改，也多出于精简临床和加速上市考虑。

  说白了，花钱引进项目、拿到国内权益，药企更多是为了“凑齐”管线。但这种“常规”的license in在国内的可操作性越来越低。

  一方面，是因为时间差窗口一去不复返，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国内也正在成为创新发源地。这一点从上半年license out数据便能窥得一二。

  上半年，创新药出海项目共17项，已披露总金额达143亿美元，是去年同期的3倍多，其中，仅百力司康与卫材关于her2 ADC的合作总额便高达20亿美元，超过上半年license in总额。

  当下大火的ADC药物，慢慢的变成了国产创新药的license out主力阵营，海外药企纷纷来国内扫货。这种情况，license in模式自然很难在ADC领域有所作为。

  红利总是短暂的，但是，对于今天的创新药行业来说，当license out成为主流，license in的重要性也不会消失。因为它是授权方获取商业化早期现金流的捷径，也是引进方补齐管线短板的途径。

  药企在license in层面也更加关注“经营”，除了瞄准未满足临床需求，考虑怎么规避国内同靶点的疯狂内卷，更具体层面，药企开始瞄准一些项目的全球权益。比如再鼎医药，今年在引进宜联生物新一代DLL3 ADC（YL212）时，签订的是全球*许可协议，再鼎医药获得的是YL212全球开发及商业化权益。

  再比如云顶新耀，与Kezar公司订立合作及授权许可协议，在大中华区、韩国及若干东南亚国家开发、生产及商业化Kezar自免新药zetomipzomib。

  当然，从中国权益到全球市场，这对于药企的综合能力，无论是资金还是研发、临床、商业化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License in效果如何还有待观察，但这释放了一大信号，license in模式不会止步。

  但实际上，全球生物技术行业发展数十年至今，不一样公司之间license in屡见不鲜，也一直都是大洋彼岸的跨国大药企扩充管线的重要战略。

  License in模式本身并没问题。License in模式本身是中性的，并没有对错之分，重点是，运用这一模式的出发点是什么，以及如何落地。

  如果仔仔细细地观察海外药企的license in，就会发现，相比于国内药企亦步亦趋的创新品种license in，海外大药企还是biotech，在获得管线授权后制定新的开发路径是更常见的做法。

  比如Horizon Therapeutics，开发靶向IGF-1R单抗药物Teprotumumab，最早是由罗氏作为热门抗肿瘤靶点的药物开发，后权益几经辗转，Horizon获得权益，开始以甲状腺眼病（TED）作为方向。

  这个项目作为*TED药物获批上市，仅2020年净销售额就达到8.2亿美元，成为商业化最成功的罕见病药物之一。

  而这背后，不仅要求药企能够对引进的项目做到前期研究（CMC、安全性）的查漏补缺，还要能从自身战略出发，重新选择临床适应症和设计方案。

  这涉及了创新药研发的全流程。所谓研发，英文是R&D，即Research研究& Development开发。这其实是两类相辅相成但又不太相同的工作，研究是设计出药物，开发就是临床开发，包括临床适应症路线、设计、推进。

  过去，人们认为license in可以帮助国内药企顺利走过相对薄弱的R环节，能够加速药物上市。但实际上，更有意义的license in或许是，海外的那种模式。即使是已经到临床中后期的项目，仍有诸多研究工作可以开展，这也是为什么Horizon等海外药企会基于自家研究结果，在获得相应项目权益后，重塑研发路径。